父亲咽气时我正把一具溺亡男孩的耳后皮肤对回原位。持针器夹着六零线，
弯针从真皮层穿过去，拉平，打结。十三岁，耳垂还带着婴儿肥，指纹泡胀了，
三小时前他母亲跪在告别厅门口，额头磕在地砖上，没出声。手机在值班柜里震。
同事探头：“陈姐，电话。”我放下持针器，摘手套。手套内侧全是汗，黏在指根。“落落，
你爸不行了。”母亲的声音没有起伏，像在说今天超市鸡蛋打折。“在哪儿。”“家。
打了120，但恐怕来不及。”我挂了电话，跟同事说了一声。开车四十分钟，
到老家巷口时救护车刚走，门口站着几个披麻的婶娘，手里攥着没拆封的孝布，
不知该递给谁。父亲没去医院。他倒在客厅沙发上，电视开着，戏曲频道，
京剧《四郎探母》。母亲说他下午吃了一碗阳春面，看了两小时电视，躺下午睡。
四点二十她推门问吃药，人已经凉了。我没哭。三天后遗体告别，我也没哭。
殡仪馆的人把父亲推进告别厅时我站在门口迎客。八十七岁的三奶奶拄拐杖经过我身边，
往我手里塞了条白手帕，说落落，哭出来，别憋着。我说好。手帕我一直攥着。
四个角攥出指甲印，没擦过眼睛。那天来的人比预想多。父亲退休二十年，
带的最后一批学生都四五十岁了，从全省各地开车过来，在签到簿上写“学生某某泣拜”。
母亲坐在休息室发呆，看着那些名字，像在认陌生人。下午三点，司仪说时间到了，
遗体要送去火化。我站起来。这时门口进来一个人。我没听见脚步声，也没看见车。
他就那么站在告别厅门口，门开着，十一月的风灌进来，灵堂的菊花被吹得沙沙响。
是个老人。八十岁上下，很瘦，颧骨像刀片。他穿着寿衣。不是新式的中山装改良款，
是老式的、手缝的、棉布染黑的寿衣。大襟，盘扣，袖口露着一截发黄的衬里。
这种款式我入行十七年没见过，上一回见是刚入行那年，
师傅带我去乡下给一个百岁老太整容，她压在箱底六十年的寿衣拿出来，就是这样的针脚。
老人站在门口，看着灵堂正中的遗像。遗像是我选的。父亲七十三岁，头发白了一半，
但笑得很好，牙齿整齐，是前年在我家过年时拍的。母亲说他年轻时更好看，我没见过。
老人看了很久。然后他走进来，走到灵堂正中央，跪在父亲遗体脚边。磕了三个头。
棉布寿衣的膝盖部位沾了地砖的灰。我站在三步之外。全场没有人动。司仪张着嘴，
忘了合上。母亲从休息室冲出来，看见地上的老人，整个人钉在门框边。老人磕完头，
撑膝盖站起来。他太瘦了，寿衣空荡荡挂在肩上，像挂在衣架上。他转过身，面对我。
“你是陈国栋的女儿。”他说。不是问句。“是。”我说。“你爸欠我六十年。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今天阴天。“我叫宋怀安，”他说，“你爸顶替我上的大学。
”灵堂里有人倒吸一口气。我看着老人的眼睛。眼白泛黄，虹膜灰浊，八十岁白内障早期，
瞳仁却亮，像压在深井底部的两枚硬币。“你有什么证据。”我说。
他从寿衣内袋里取出一张纸。纸折成方块，边缘磨毛了，有几道深的折痕，折痕处纸已发白，
快要断开。他把纸展开，举在我面前。是一张录取通知书。北京钢铁学院，1965年，
采矿工程专业。姓名栏写的是“宋怀安”。照片栏贴的是我父亲年轻时的脸。
我把通知书接过来。纸张比我预想的重。六十年，虫蠹过两个角，霉斑从边缘往里爬，
像叶子枯萎的脉络。但父亲的名字没有写上去。是别人的名字。他的脸，贴在那个名字旁边。
“那年我们公社有两个名额，”宋怀安说，“我考全县第三，他考第七。第三名是我，
第七名是他。”他说话时没有看我，看着遗像。“政审、体检、粮食关系，
我一样一样办齐了。八月底，录取通知书寄到大队，支书亲手交给我。我拆开看了三遍，
锁进柜子。”他顿了一下。“九月三号，我坐拖拉机去县里转户口。派出所的人说，宋怀安？
你昨天已经办过迁出了。”他看着我。“我没办过。你爸办的。”灵堂里很静。
门外不知谁家放了鞭炮，噼里啪啦一阵，很快停了。十一月的天阴着，风吹进来，
菊花又沙沙响。我看着手里的通知书。父亲的脸，十七岁，黑白的，贴在另一行名字下面。
我认识这张照片。奶奶家的相框里有一张全家福，父亲站在最后排，穿中山装，就是这张脸。
我一直以为那是他考上大学那年拍的。原来拍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我问。“第二年开春。”宋怀安说，“我没路费去北京找，
也没有人可问。大队支书说你爸已经去学校报到了，公社的人说你爸户口迁走了，
我家成分不好，我爸解放前给地主做过账房，没人帮我查。”他声音仍然很平。
“我在生产队干了五年。后来招工，我去煤矿下井，挖了二十八年煤。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四。
”他把手从寿衣袖口伸出来。五根手指，两根是弯的。掌根到虎口一道疤，肉色发白，
像蜈蚣趴在皮肤下面。“矽肺二期，”他说，“工伤赔过一次。去年复查，三期了。
”母亲站在门边，脸白得像纸。“你……你想要什么？”她声音发颤，“国栋已经走了，
人都没了，你来讨债，找谁讨……”宋怀安没看她。他看着我。“我不要钱。”他说，
“我要是想要钱，三十年前就该来。”他把那张通知书从我手里轻轻抽回去，折好，
塞回寿衣内袋。“我来要他还我名字。”他说。“我叫宋怀安，今年七十八岁。
我六十年前就该是北京钢铁学院采矿系的学生，1969年毕业，分到鞍钢，或者首钢，
干到六十岁退休，一个月养老金七八千，有一套单位分的老房子，前几年旧改拆了，
补了一百二十万。”他顿了顿。“你爸替我过了这六十年。现在他不在了，我该找谁要？
”没有人说话。灵堂里几十号人，像被掐住喉咙的鸡。我看着寿衣领口那道发黄的衬里。
入殓师入行十七年，我给三千多具遗体穿过寿衣。我知道一件手缝的棉布寿衣要多少针脚，
知道大襟的盘扣为什么要编成蝴蝶结，
知道袖口为什么要留三寸不缝——那是留给子孙添福的。这件寿衣，袖口缝死了。没有子孙。
“你的子女呢。”我问。宋怀安看着我，眼里的光动了一下。“我没有子女。”他说，
“矽肺三期，精液里有血丝。年轻时治过，治不好。我老婆四十七岁那年跟我离婚，
嫁到邻县，去年死了。”他垂下眼皮。“没有子女。这寿衣是去年我自己去镇上定的，
老板说现在没人穿这种老款式，我说你照着我妈当年做的样子做，盘扣要十三对，袖口缝死。
”他抬起眼皮。“我妈1967年冬天走的。她临死前还在问，怀安，
你录取通知书还锁在柜子里吗。”我看着他。他眼里没有泪。七十八岁，等了六十年，
泪早就流干了。父亲的火化时间推迟了四十分钟。司仪来问我，我说照常进行，等里面忙完。
他把遗体推进去时，宋怀安站在走廊尽头，隔着玻璃看火化炉的门打开，关上。
母亲把我拉到休息室。“落落，这人到底要什么？钱？房子？他要是想敲诈，
咱们可以报警……”“他说他不要钱。”“不要钱要什么？名字？名字怎么还？
你爸人都没了，难道把他的骨灰盒刻成宋怀安？”我没说话。母亲喘着气，眼眶终于红了。
“你爸这辈子不容易……他当年考上大学，整个县城没几个人。
他跟我结婚时连床像样的被褥都没有，硬是熬了一辈子……”“他是怎么考上大学的。
”我说。母亲顿住。“录取通知书寄给宋怀安，他拿着去派出所办了迁出。”我说，
“那一年高考分数，他全县第七，宋怀安第三。他怎么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母亲不说话。
“奶奶给他的钱？”我说，“还是他自己偷的？”母亲眼眶红透了，嘴唇哆嗦。
“你奶奶……”她声音劈开一道缝，“你奶奶求了支书三天三夜，
下跪、借钱……宋怀安家成分不好，支书说你顶上去，没人会查……”“所以他答应了。
”母亲没说话。门外有人敲门。我拉开门，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捧着骨灰盒。
父亲的骨灰还烫手，隔着檀木盒壁，温热，像刚沏的茶。我接过来。母亲哭出声。
我把骨灰盒放在休息室桌上，转身出去。宋怀安还站在走廊尽头，隔着玻璃看外面停车场。
天已擦黑，路灯亮了几盏，橘黄色的光落在水泥地上，像稀释过的血。“你今晚住哪儿。
”我问。他转过头。“殡仪馆晚上几点关门？”“九点。”“那我去火车站，”他说，
“明早六点有车回县里。”“你跟我走。”我说。他没问去哪儿。母亲坐在副驾驶，
全程没说话。后视镜里，宋怀安坐在后座，寿衣外面套着我从车上找的旧羽绒服，女款，
枣红色，他穿着紧，拉链拉到脖子，袖口遮住那两根弯曲的手指。他看窗外。
县城二十年没变，中山路还是窄，菜市场还是脏，电影院拆了盖商场，商场又倒闭了，
玻璃门上贴满招租广告。他看了很久。“我家以前在南门，”他忽然开口，“城墙根底下。
拆了。”我从后视镜看他一眼。“哪年拆的？”“1969。城改建广场。”他说，
“我1982年回来找过，什么都没了。我妈的户口本，我小时候爬过的那棵槐树，都没了。
”母亲低着头，手指绞着安全带边缘。我把车停进父亲住的老小区。六楼，没电梯。
宋怀安爬两层歇一次，手扶着楼梯扶手，矽肺三期的呼吸声像破风箱。母亲走在前面，
不敢回头。开门，父亲的气息扑面而来。
不是他的遗物、他的照片、他用了四十年的搪瓷茶缸。是那种被同一个人住太久之后，
浸进墙壁、窗帘、地板的、混着药油和旧书的气味。我十七岁离家，二十年，
每次回来都被这气味裹住，像走不出去的雾。宋怀安站在玄关。他没换鞋，
穿着寿衣、套着枣红羽绒服，站在父亲打了四十年蜡的地板上。他看客厅。
电视柜上摆着父亲的退休证，红色封皮，烫金字。旁边是老年大学书法班结业证书，
父亲的楷书得了二等奖，作品挂在书房，写的是“宁静致远”。宋怀安看那本退休证。
“他退休金多少？”他问。“七千四。”我说。他点头。然后他慢慢走到阳台门口，
看着晾衣架上挂着的旧衬衫。父亲的白衬衫，领口磨毛了，母亲没舍得扔，当居家服穿。
“他有过后悔吗。”宋怀安说。我看着他的背影。寿衣领口露出一截枯瘦的脖颈，
皮皱得像放了太久的苹果。“不知道。”我说，“他没说过。”“他这辈子对谁好过吗。
”我想了想。“对我妈还行。供我读了大学。退休后帮她做饭。”宋怀安没回头。“那就好。
”他说。母亲躲在厨房，很久没出来。我听见她悄悄打电话，压着嗓子，对方听不清是谁。
她压低声音说“怎么办”，说“人都追到家里来了”，说“你爸死了还要被讨债”。
宋怀安坐在客厅沙发上，离父亲的遗像三米远。他不动。我看着他的侧脸，灯影切过鼻梁，
颧骨像刀削。“你恨他吗。”我问。他转过脸。“六十年前恨。”他说，“后二十年不恨了。
”“为什么。”他沉默了很久。“我挖煤那几年，井下有人跟我讲，顶替这种事，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都有。你分数够了，关系不够，名额就是别人的。
我那年被顶掉，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看着我。
“你爸顶我的名额是1965年。四年后他毕业，1970年，那批大学生都分到好单位。
他这辈子过得比我好，这没有疑问。”他顿了顿。“但我后来想，他替我过了六十年。
六十年里他也有难处，也被人顶过、被压过、被放弃过。他偷了我的路，
但他走完这条路也不容易。”“那你为什么今天来。”宋怀安把那双枯瘦的手放在膝盖上。
“因为我不想带着这个名字进棺材。”他说。窗外路灯亮了。母亲从厨房出来，端着一杯水，
放在宋怀安手边。她没看他，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你今晚住这儿。”我说，
“客房有床。”宋怀安摇头。“我回车站。”“明早六点的车，你四点半就要起床。
你身体受不住。”他没说话。“住一晚。”我说，“明天我送你去车站。”他抬起眼看我，
那两枚压在深井底部的硬币闪了一下。“你为什么帮我。”他说。我没回答。
我走进父亲的书房，关上门。书架上六百多本书，
矿业工程、安全管理、退休后添的书法字帖、养生食谱。父亲一辈子专业没变过，
1965年他替别人学了这个专业，1970年毕业分配到省冶金厅，
1985年调到县经委，2003年退休。六十年。他学的是宋怀安的专业，
上的是宋怀安该上的大学，进的是宋怀安可能进的单位，拿的是宋怀安或许能拿的职称。
他在这套房子里住了四十年，用这些书柜、这张书桌、这盏台灯，
写那些结业证书、荣誉证书、退休证。我拉开抽屉。最底层压着一本牛皮纸档案袋，
封口粘着，没拆过。我撕开封口。里面是一张折了四折的纸。1965年，北京钢铁学院，
采矿工程专业。姓名栏手写着三个字：陈国栋。纸张边缘压着一条深色的折痕，
是原来那页通知书上照片栏的位置。照片没了。但那条折痕还在，像一道愈合了六十年的疤。
我关上台灯。客房我没睡。凌晨两点，我坐在客厅，宋怀安睡在我的房间，门关着。
母亲睡了，她吃了两片安眠药。我在黑暗里坐了很久，摸出手机，翻到父亲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