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来这就是电雨是后半夜泼下来的。豆大的雨点砸在配电房的铁皮屋顶上，
噼里啪啦的声响混着风啸，盖过了绝缘靴踩在积水里的动静。我扶着绝缘拉杆，
指尖隔着两层丁腈橡胶，能清晰摸到母线里奔涌的工频电流带来的、每秒50次的细微震颤。
同事在旁边举着应急灯喊：“林工，验电！”我点点头，接过验电器，
金属探头刚碰到带电母线的瞬间，熟悉的蜂鸣“嘀——”地炸响，
一股麻意隔着绝缘手套窜上来。不是漏电，是跟电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人，
刻在骨头里的直觉——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却能顺着金属、顺着血肉，
一路钻进心脏里的震颤。雨幕里，我突然晃了神。这感觉太熟悉了。
像1998年的那个夏天，那个停电的夜晚，8岁的我第一次触到电的瞬间，
那股顺着指尖炸开的、让我浑身僵住的力量。那年我8岁，在豫西伏牛山脚下的林家庄。
村子被三面山围着，唯一一条通镇上的土路，被拖拉机碾得坑坑洼洼，晴天一身土，
雨天一身泥，要走足足四十分钟才能到镇上的十字街。1998年的夏天格外邪性，
麦收刚开镰，暴雨就一场接一场地下，雨一落，山上的树一刮，架空的电线准断，
一停电就是大半夜，连打麦场的脱粒机都转不动。那天也是个雨天，后半夜停的雨，
天刚亮爸妈就扛着镰刀、挎着竹编的篮子去了打麦场，抢收摊在场上的麦子——再淋一场雨，
一年的收成就全霉了。他们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个凉馍，夹了一块腌萝卜，
反复叮嘱：“锁好门，别爬高上低，别碰墙上的电开关。”我坐在门槛上啃完馍，
天就慢慢黑了。西边的山头吞了最后一点日头，屋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闷热得像个捂严了的蒸笼。蚊子顺着门缝往里钻，嗡嗡地贴在我胳膊上，
一咬就是一个红肿的包，越挠越痒。我站起来，拉了一下墙上的拉线开关，咔哒一声，没亮。
又拉了一下，还是咔哒一声，黑黢黢的灯泡纹丝不动。又停电了。我搬了个三条腿的小板凳，
坐在门口，盯着远处打麦场的方向。天彻底黑透了，只有打麦场的方向，
偶尔闪过手电筒的光，黄澄澄的，像鬼火。风里裹着麦秸的清苦味、泥土的腥气，
还有远处脱粒机断断续续的轰鸣，混着青蛙和蛐蛐的叫声，漫得满村子都是。我怕黑，
不敢进屋，就抱着膝盖坐在门槛上，眼睛死死盯着屋里墙上的那个拉线开关。
那个开关我看了无数遍。白色的胶木壳，边角被摸得发乌，垂下来一根细细的尼龙线，
线尾打了个疙瘩，用久了起了毛，摸起来糙糙的。爸妈只要伸手一拉，咔哒一声，
15瓦的灯泡就会亮起来，黄澄澄的光填满整个土坯屋，连墙角的蜘蛛网都照得清清楚楚，
像变魔术一样。我试过很多次，趁爸妈不在家，偷偷拉一下，灯亮了，赶紧再拉一下灭了，
心脏跳得飞快，像偷了家里的鸡蛋换糖吃。可今天，它怎么拉都不亮。
我盯着那个开关看了很久，久到蚊子在我腿上叮了一串包，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
像地里雨后的野草，一下子就长满了：开关里面是什么？为什么一根线，就能控制灯亮不亮？
那股能让灯泡亮起来的东西，到底藏在塑料壳的哪里？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就再也压不下去了。我搬着小板凳进了屋，站在开关底下，踮起脚，
刚好能碰到那根垂下来的拉线。我又拉了两下，咔哒、咔哒，弹簧弹动的声音很清晰，
可灯还是黑的。我顺着拉线往上摸，摸到了冰凉的胶木壳。壳子边上有一道细细的缝，
是装螺丝的地方，我用指甲抠了抠，没抠开，却顺着缝，摸到了里面露出来的一点点铜片，
凉丝丝的，滑溜溜的。那一瞬间，爸妈说过一万遍的“电会咬人，碰了就死”，
村里老人讲的“摸电会被雷公收走”，全都飞到了九霄云外。
我脑子里只有那个念头：我要看看，电到底是什么。我把手指顺着缝伸了进去，
指尖结结实实碰到了那片铜片。就在那一秒，一股麻意猛地顺着指尖炸开。不是疼，
是无数根烧红的细针，顺着我的手指、胳膊，一头扎进胸口。我整个人像被钉在了板凳上，
浑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想喊，却连气都喘不上来，
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湿麦秸。那股看不见的力量攥着我的心脏，一下一下地撞，我眼前发黑，
耳朵里全是嗡嗡的鸣响。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是半秒，也许是好几秒，我本能地往后一挣，
整个人从板凳上摔了下来，重重地砸在泥地上。后背硌到了掉在地上的馍筐，
疼得我眼前一黑，胳膊肘蹭在地上，火辣辣地疼，蹭掉了一大块皮，血慢慢渗出来，
粘在了粗布褂子的袖子上。我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心脏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没有哭，也没有怕，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清晰得要命：原来这就是电。
2.我成了村里的怪胎。它看不见，摸不着，藏在薄薄的铜片后面，却有这么大的力气，
能把我整个人钉住，能让灯泡亮起来，能让几吨重的脱粒机转起来。它像山里的风，
像河里的水，是活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地上缓了很久，
直到听见远处传来爸爸自行车的铃铛声，才慌慌张张地爬起来，把板凳放回原处，
把袖子往下拉了拉，严严实实盖住胳膊上的伤。爸妈扛着镰刀进门，裤腿上全是泥，
妈妈第一句话就是“又停电了？”，我点点头，没说话，也没告诉他们我摸了开关，触了电。
我知道，说了只会挨一顿结结实实的打。他们会骂我“不要命了”，
会把开关用布包得严严实实，会再也不让我一个人在家。这个秘密，
成了我和那股看不见的力量之间，第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夜里躺在床上，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胳膊上的伤隐隐作痛，指尖却好像还留着那股麻意。
我偷偷摸出床底下的旧手电筒——那是爸爸退伍带回来的，铁皮壳子掉了漆，
上面印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灯泡时亮时不亮。我躲在被窝里，把它拆开来，
倒出两节旧的一号电池，盯着里面的小灯泡，还有连着正负极的细细的花线，看了半宿。
我用手指碰了碰电池的铜帽，又碰了碰底部的锌皮，只有一点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的麻意。
我突然懂了，家里墙上的电，比这两节电池里的电，要厉害一百倍、一千倍。那天晚上，
我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碎了的玻璃片，在床板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开关，
还有一个圆圈圈的灯泡。我第一次那么想弄明白一件事：电，到底是怎么顺着电线跑起来的？
从那天起，我像着了魔。村里的小孩放了学，
都成群结队地去河里摸鱼、去山上爬树掏鸟窝、去晒麦场上翻跟头疯跑。我不去，
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琢磨那看不见的电。我把那个旧手电筒拆了装，装了拆，
前前后后拆了不下几十遍，终于摸透了：电池的正极接在灯泡的屁股上，
负极接在铁皮壳子上，开关一合，回路通了，灯泡就亮了。我用捡来的旧花线，
接了三节从舅舅家讨来的旧电池，把小灯泡绑在竹棍上，做了一个能亮的手电筒。
晚上躲在被窝里，看着它发出黄澄澄的光，我咬着被子，偷偷笑了半宿，眼泪都笑出来了。
胆子大了一点之后，我盯上了爸爸的半导体收音机。那是爸爸最宝贝的家当，红灯牌的，
黑色胶木壳，边角摔得掉了漆，上面有个能拉长的磁棒天线，调台的旋钮转起来，
会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刻度盘上的数字是绿色的，晚上会发一点淡淡的荧光，
像萤火虫的光。爸爸每天晚上吃完饭，都要坐在条几前面，打开它听河南豫剧，
听刘兰芳的《岳飞传》，宝贝得不行，平时用一块洗得发白的红布盖着，连碰都不让我碰。
那天爸妈去坡上的玉米地锄草，要走一整天。我盯着条几上的收音机，看了足足半个钟头，
终于还是搬了板凳，爬上去把它抱了下来。我用爸爸磨得发亮的螺丝刀，
一点点拧开后盖的四个小螺丝。螺丝很小，掉在桌子上，叮铃一声响，
吓得我心脏一下子提到嗓子眼，赶紧捂住，生怕隔壁的婶子听见。后盖打开的瞬间，
一股松香味混着旧塑料的味道扑进鼻子里，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绿色的线路板，
还有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小零件，像撒了一把彩色的豆子，比手电筒复杂一百倍。
我盯着那些绕来绕去的铜箔线路，看了整整一下午，也没看明白电是怎么在里面跑的，
怎么就能让一个黑盒子里，传出千里之外的人说话的声音。等太阳往西边山头上落的时候，
我才慌了神，想把它装回去，可拆下来的螺丝、零件，怎么都对不上位置，
后盖怎么都盖不严。就在这时，院子外面传来了爸爸自行车的铃铛声，还有妈妈说话的声音。
我脑子一片空白，手忙脚乱地把散了一桌子的零件往壳子里塞，刚把后盖扣上，
爸妈就推门进来了。爸爸一眼就看见了条几上被拆过的收音机，脸一下子就黑了，
像暴雨前的天。他没说话，转身拿起门口靠在墙上的竹扫帚，抽出里面的竹枝，
追着我打了半条街。竹枝抽在背上、胳膊上，细细的枝桠划破了皮肤，火辣辣地疼，
像被火燎过一样。我一边跑，一边哭，不是因为疼，是因为委屈。我不是想弄坏它，
我只是想看看，里面的电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件事，像长了翅膀，半天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村口的大槐树下，是村里婶子们的情报站。她们坐在磨盘上纳鞋底，麻绳穿过千层底，
发出嗤啦嗤啦的声响，看见我放学路过，本来叽叽喳喳的声音一下子就小了。
她们互相用胳膊肘碰一碰，眼睛斜着瞟我，嘴里嘀嘀咕咕，虽然听不清全句，
但“拆收音机”“手欠”“长大没出息”这几个词，顺着风，清清楚楚地飘进我耳朵里。
村里的大人，都不让自家孩子跟我玩了。他们跟孩子说：“别跟林深那个娃子玩，手欠得很，
爱拆东西，不学好，回头把你家的锅都拆了。”以前还会喊我一起去摸鱼的小孩，
现在看见我就躲，远远地就喊：“拆家怪来了！快跑！”还有的小孩，会往我身上扔土块，
土块砸在背上，碎土掉进衣领里，凉飕飕的，痒得难受。我成了村里的怪胎。在学校里，
我也成了老师眼里的问题学生。我上课的时候不爱听讲，总在作业本的背面，
画我琢磨出来的线路图。歪歪扭扭的，有电池，有灯泡，有开关，
还有我从王师傅铺子里看来的、看不懂的零件符号。有一次，数学老师发现了。
她当着全班四十多个同学的面，把我的作业本撕了，碎纸片像雪花一样，飘了我一身。
她指着我的鼻子，说：“林深，你要是把画这些鬼画符的心思用在学习上，也不至于考倒数。
整天搞这些没用的东西，你长大能有什么出息？”全班同学哄堂大笑，笑声像针一样，
密密麻麻地扎在我身上。我低着头，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里，没说话，也没哭。
放学的时候，我的同桌李小梅，偷偷在桌子底下，给了我一张崭新的白纸，
还有一块橘子味的水果糖。李小梅是村里小卖部老板的女儿，扎着两个羊角辫，
红头绳洗得发白，脸上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她是整个村子里，唯一一个不躲着我的人，
也是唯一一个愿意听我讲“电是什么”的人。我跟她说，电是看不见的，像风一样，
能顺着电线跑，她就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听，不会像别的小孩一样，喊我“疯子”。
她会偷偷把爸爸进货的纸箱拆了，给我当画图纸的纸；会把《葫芦娃》的贴画，
偷偷夹在我的语文书里；会在全班同学笑我“摔个狗啃泥”的时候，偷偷给我塞一块糖。
那块糖，她在口袋里揣了很久，糖纸都皱了，带着她的体温，橘子味的甜香，
隔着糖纸都能闻见。她趴在桌子上，小声跟我说：“林深，我相信你画的不是鬼画符。
”那天放学，我拿着那张白纸，还有那块没舍得吃的糖，走了四十分钟的土路，去了镇上。
3.很远很远的光镇上的十字街口，供销社的隔壁，有一间小小的家电维修铺，
门口挂着个油漆掉了的木牌子，写着“王师傅家电维修”。老板王师傅，五十多岁，
头发花白了一半，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寡言少语，一天到晚坐在铺子里面，
对着一堆拆开来的家电，焊来焊去。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放学路上偷偷溜过去的，
不敢进去，就蹲在铺子门口的台阶上，隔着蓝白格子的旧门帘，看王师傅修东西。
我看他拿着电烙铁，在电路板上轻轻一点，就冒出一缕细细的白烟，带着松香味，
把细细的电线焊在一起；看他拿着万用表，两个表笔一碰，表盘上的指针就晃来晃去，
他眯着眼睛看一眼，就知道哪里坏了。我蹲在那里，一看就是一下午，直到太阳快落山，
天要黑了，才慌慌张张地往家跑，不然爸妈该找了。王师傅一开始是赶我的。
他看见我蹲在门口，就皱着眉，挥挥手说：“小娃子别在这捣乱，这里面全是电，
电着你哭都来不及。”我不说话，也不走，第二天还是来，依旧蹲在门口的台阶上，
安安静静地看，不捣乱，也不碰任何东西，连他掉在地上的一个小螺丝，我都会捡起来，
轻轻放在他的桌子边上。时间久了，他也就不管我了。偶尔修完一个东西，会抬头看我一眼，
用他那哑哑的、像砂纸磨过木头的声音，跟我说两句：“那个叫电阻，是挡电流的。
”“那个是磁棒天线，收广播信号的。”“天线要对准转播塔，不然收不到信号，全是雪花。
”他说的话，我大多听不懂，但是我都牢牢地记在心里，记在李小梅给我的白纸上，
刻在脑子里。他是整个童年里，唯一一个不骂我“瞎折腾”的大人，唯一一个愿意跟我说，
电到底是什么的人。真正让我对天线着了魔的，是村支书家的彩电。那是村里第一台彩电，
21寸的，大红色的壳子，是村支书的儿子在城里打工带回来的，摆在堂屋的正中间，
下面垫着刷了红漆的八仙桌。每天晚上，天刚擦黑，村支书家的院子里就挤满了人，
男女老少，搬着自家的小板凳，挤得满满当当的，等着看《西游记》，看《葫芦兄弟》。
我也去。但是我挤不进去。村支书的儿子叫虎子，比我大两岁，长得壮实，肚子圆滚滚的，
总是穿着印着字的新白背心，带着一群小孩，把我拦在院子门口。他叉着腰，推了我一把，
手上沾的西瓜汁蹭在我的褂子上，黏糊糊的。他喊：“不让你进！你手欠，
别把我家电视拆了，你赔不起！”后面的小孩就跟着哄笑，喊我“拆家怪”。
我只能绕到院子的西墙根，那里挨着猪圈，臭烘烘的，全是蚊子。我蹲在那里，
墙根有很多蚂蚁，爬来爬去，我只能从两个大人的肩膀缝里，看一点模糊的画面。
电视里的葫芦娃喊着“爷爷”，声音清清楚楚的，从院子里飘出来，
可我只能看见一片晃动的绿色，还有满屏幕的雪花。院子里的大人，嗑着葵花籽，
瓜子皮吐了一地，有人笑，有人喊“妖精来了”，热闹得像过年。我蹲在墙根，
蚊子叮在腿上，起了一串红肿的包，越挠越痒，心里又酸又堵，像塞了一团湿麦秸，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又不敢掉下来，怕别人看见笑我。就在这时，我仰起头，
看见了村支书家屋顶上的天线。那是一根长长的竹竿，上面绑着好几根亮闪闪的铝管，
朝着南边的方向，风一吹，就轻轻晃。王师傅说过，天线是接收信号的，信号也是电的一种，
看不见，摸不着，从镇上的转播塔发出来，被天线接住，就能变成电视里的画面和声音。
那天晚上，我蹲在墙根，直到《葫芦兄弟》播完，院子里的人都散了，才站起来，
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往家走。路上，我捡了一根别人扔的废铁丝，攥在手里，
手心都攥出了汗。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比天还大：我也要做一个天线，我要让我家的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