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婚姻陷僵局，岳母私下谈心，道出儿媳不归隐情

那盘VCD影碟，在老旧的影碟机里转了十二年。机子是“新科”的，当年结婚时，

我托人从南方带回来的时髦货。碟片是张盗版的《庐山恋》，街边摊上五块钱一张买的，

封面粗糙，印着模糊的郭凯敏和张瑜。岳母孙慧芳就坐在我对面，隔着一张老旧的八仙桌。

桌上摆着两杯凉透了的茉莉花茶，几颗干瘪的花生。昏黄的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投在斑驳的墙壁上，像一尊沉默的石像。电视机里，男女主角在瀑布前拥抱，

说着那个年代的含蓄情话。孙慧芳的眼睛浑浊，却直勾勾地盯着我，不像在看电视，

更像在看我，要把我心里那点仅存的念想都给看穿。“建斌，”她终于开口，

声音像是被砂纸打磨过，干涩而粗粝，“别等了。佩芸她，不回来了。”我的心猛地一沉，

像块石头坠进了深不见底的古井。十二年了，每个月的十五号，只要我没出远门，

她都会用那部老年机打我电话，用一模一样的开场白：“建斌啊，有空没？

过来陪妈看个碟片。”然后就是这盘《庐山恋》，这部我媳妇罗佩芸最喜欢的电影。

我们三个人，曾经挤在这间小屋里，看过不下二十遍。十二年来，我们重复着这个仪式，

谁也不说破。这碟片就像一个时间的锚，把我们三个人牢牢地钉在过去。可今天，

她亲手把这个锚给拔了。我端起茶杯，杯沿磕在牙上，发出一声轻响。茶水苦涩，

一直凉到胃里。我看着她，想从她满是褶子的脸上找出一丝玩笑的痕迹，

但只看到了无尽的疲惫和一种……解脱。她说：“你媳妇，不回家了。”不是“回不来”，

是“不回家”。一字之差，天壤之别。1 木匠的安稳与裂痕十二年前的夏天，

空气里还没有这么多汽车尾气，只有槐花的甜香和木屑的清香。

我的木工作坊就在老城区的一条深巷里，青砖黛瓦，门口一棵大槐树，夏天能遮住半个院子。

我叫程建斌，是个木匠，或者说，是个专门修复老旧家具的匠人。这手艺是跟我爹学的，

我爹跟我爷爷学的。到了我这辈，愿意干这行的年轻人不多了。

他们嫌这活儿脏、累、来钱慢，不如去写字楼里吹空调，敲键盘。可我喜欢。

我喜欢那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木头，喜欢用刨子一点点把它们粗糙的表面推平，

露出底下温润的纹理。每修复一件家具，都像是在和一段旧时光对话。那些榫卯结构里，

藏着老一辈人的智慧和对生活的讲究。那时候，我的生活就像我手里的木头，结构稳固，

线条明朗。白天在作坊里跟木头打交道，刨花在身边飞舞，像金色的雪。傍晚，

罗佩芸会提着菜篮子，穿过长长的巷子，站在作坊门口喊我：“建斌，回家吃饭啦！

”她的声音清亮，像风吹过檐角的风铃。罗佩芸是中学的音乐老师，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

她长得好看，不是那种扎眼的漂亮，是润物细无声的好看。皮肤白，眼睛亮，

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我们是相亲认识的，媒人是我姑妈。第一次见面，

她穿着一条淡蓝色的连衣裙，安安静静地坐在我对面，听我聊那些木头疙瘩，

眼神里没有一丝不耐烦。她说：“建斌，我觉得你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你在让那些被遗忘的东西，重新活过来。”就因为这句话，我认定了她。我们的家，

就在作坊后面，一个独立的小院。院里的家具，大到衣柜床铺，小到板凳米柜，

全是我亲手打的。用的都是好木料，榆木、榉木、核桃木，没用一颗钉子，全是榫卯结构，

结实得很，能传代。佩芸喜欢花，我就在院里给她搭了葡萄架，种了月季和蔷薇。

她最喜欢坐在葡萄架下弹琴，琴声悠扬，和着我作坊里传出的“沙沙”的刨木声，

是那几年里最动听的交响。她总说，我把她宠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我不说话，

只是笑。我觉得，男人嘛，在外头挣钱，不就是为了让家里媳妇孩子过得舒坦？

我给不了她大富大贵，但我想给她一个稳当、安逸的家。岳母孙慧芳那时身体还硬朗，

偶尔会过来帮我们收拾收拾屋子，包顿饺子。她是个话不多的女人，一辈子在纺织厂上班，

熬坏了眼睛和腰。她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审视，但更多的是放心。她觉得，我老实，

手艺好，不抽烟不喝酒，是个能托付闺女的实在人。“建斌，佩芸这孩子，从小就心思细，

爱胡思乱想。你多担待着点。”她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我总是拍着胸脯保证：“妈，

您放心，我肯定对佩芸好。”我是真的想对她好，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她。

我给她打了一张梳妆台，用的是一块上好的金丝楠木，那是我压箱底的宝贝。

我花了一个多月，精雕细琢，镜子后面，我还偷偷刻了一行小字：赠吾妻佩芸，

愿你容颜永驻，笑口常开。她看到梳妆台的时候，眼睛都红了，抱着我的脖子，半天不撒手。

她说：“建斌，你真好。能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那时候，

我相信我们能这样好一辈子。我相信我的手艺能给她一个安稳的家，我的爱能让她永远快乐。

我以为，生活就像我做的家具一样，只要结构牢固，用心打磨，就不会出任何问题。我错了。

有些东西，不是靠榫卯就能锁住的。比如，人心。2 金丝笼里的窒息感生活的裂缝，

是在一个寻常的午后，悄无声息地出现的。那天，我正在修复一张清末的八仙桌。

桌腿的雕花坏了一块，我得用同样的材质，仿着原来的纹样，重新雕一块补上去。

这是个细致活，我戴着老花镜，屏气凝神，手里的刻刀稳得像长在手上一样。

佩芸端了碗绿豆汤进来，放在我手边。“歇会儿吧，眼睛都快贴到木头上了。”我抬起头，

冲她笑笑，端起碗一口气喝完，冰凉的甜意沁入心脾。“快好了，就差最后几刀。”她没走，

靠在门框上，看着满屋子的木料和工具，眼神有些飘忽。“建斌，你说，这院子外面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我愣了一下，没太明白她的意思。“外面？不就那样吗？车来车往的，

人挤人。”“不是，”她摇摇头，长发拂过脸颊，“我是说，很远的地方。

比如书里写的西藏，大理，或者……国外。”我放下刻刀，摘下眼镜，认真地看着她。

“怎么突然想这些？你想去旅游？等我忙完这阵子，我带你去，你想去哪都行。

”她沉默了片刻，轻轻地说：“我不是说旅游。旅游是去看风景，看完了还是要回来的。

我是想……去生活。”“生活？”我更糊涂了，“我们现在不就是在生活吗？”她看着我，

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像一潭深水，表面平静，底下却暗流涌动。“建斌，

我们的生活很好，真的。安稳，踏实，像你做的这些家具，一百年都不会坏。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像一只被养在金丝笼里的鸟。笼子很漂亮，吃喝不愁，

主人也很爱我。但它还是个笼子。”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有点疼，还有点委屈。

“佩芸，我……我哪里做得不好吗？”“不，你太好了。”她走过来，

伸手抚摸我脸上的胡茬，指尖冰凉。“你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帖，我什么都不用操心。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弹琴，看书，等你回家吃饭。有时候我会想，十年后，二十年后，

我是不是还过着一模一样的日子？”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软，却没有力气。“佩芸，

平平淡淡才是真。外面的世界乱得很，人心复杂。咱们守着这个家，安安稳稳的，不好吗？

”“好。”她点了点头，却没有看我，目光落在窗外那片被屋檐切割得四四方方的天空上。

“可是，我总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只有这么一小片天。”那次谈话，像一根细小的木刺，

扎进了我的心里。我开始留意她的变化。她看书的时间越来越长，

看的不再是那些风花雪月的小说，而是一些关于旅行、关于探险的游记。

她会指着书上的图片对我说：“建斌，你看，这是梅里雪山，据说能看到日照金山的人，

会幸运一整年。”她还买回来一把吉他，不再弹那架我送她的昂贵钢琴。她说，钢琴太重了，

搬不走，吉他可以背着到处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这种恐慌，比接到一张催款单，

比搞砸一件珍贵的古董家具，要强烈一百倍。我感觉，我精心打造的那个“家”，

那个我以为坚不可摧的“家”，正在从内部出现松动。我试图做些什么来挽回。

我加倍地对她好，给她买更漂亮的衣服，更贵的首饰。我甚至放下手里的活，

笨拙地学着上网，查旅游攻略，计划带她去她想去的大理。“佩芸，你看，我假都请好了，

下个月我们就去大理，住洱海边的客栈，好不好？”我把打印出来的攻略递给她，

像个邀功的孩子。她接过那几张纸，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很温柔，

却带着一丝歉意。“建斌，谢谢你。但是……我想一个人去。”“一个人？

”我的声音都变了调，“那怎么行！你一个人在外面，我不放心。”“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她的语气很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建斌，让我自己去一次，好吗？

就当是……让我出去透透气。”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吵架。我把那些攻略揉成一团，

狠狠地砸在地上。我冲她吼：“罗佩芸！你到底想怎么样？这个家满足不了你吗？

我满足不了你吗？”她没有哭，也没有跟我对吼。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却倔强地不让它掉下来。“建斌，你给我的，是你想给我的。但你从来没有问过我，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一晚，我们分房睡了。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作坊里的木头气味顺着门缝飘进来，那是我闻了半辈子的味道，第一次觉得那么陌生，

那么让人心慌。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夫妻争吵，冷战几天，说几句软话，也就过去了。

我还是太天真了。3 不辞而别的诀别信她走的那天，是个阴天。前一天晚上，我们和好了。

我给她道了歉，我说是我太固执，太自私，没有考虑她的感受。我说，你想去哪就去哪，

我支持你。你想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但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每天给我打电话。

她抱着我，把头埋在我胸口，哭了。她说：“建斌，对不起，对不起……”我以为，

她哭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我的理解。现在想来，那眼泪里，更多的是诀别。第二天早上，

我醒来时，身边的位置是空的，已经凉了。我以为她去晨练了，没在意。我像往常一样，

去作坊开工。那天要赶一个活儿，是个老主顾定制的摇椅，给刚出生的孙子。

阳光一直没出来，天灰蒙蒙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我心里也莫名地烦躁，

手里的刨子总是不顺手，一块好好的木料，被我刨坏了一个角。中午，我回家吃饭，

屋里冷冷清清。桌上没有热好的饭菜，只有一张压在杯子底下的信纸。是佩芸的字迹，娟秀，

清丽，每一个字都像她的人。“建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不是去大理，也不是去任何一个我们讨论过的地方。

我想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你很好，真的。

你给了我一个女人能想象到的最安稳的家。可是，建斌，我快要在这个安稳的家里窒息了。

我每天看着院子里那片四方的天，我觉得我的人生也被框定在了这里。我害怕，

我怕再过二十年，我还是那个坐在葡萄架下弹琴的罗佩芸，只是脸上多了皱纹，

心里多了死气。我爱你，但我更想找回我自己。那个在认识你之前，对世界充满好奇，

想要背着吉他去流浪的女孩。不要找我。忘了我吧。对不起。佩芸”信很短，我却看了很久。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敲在我的心上。我手里的信纸越来越重，最后拿不住，飘落在地。

我冲出家门，跑到巷子口，茫然地四处张望。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却没有那个我熟悉的身影。我又跑去火车站，汽车站，像个疯子一样，在拥挤的人潮里寻找。

售票员用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我，问我：“你找谁？连她要去哪都不知道，怎么找？”是啊，

我连她要去哪都不知道。我报了警。警察来了，做了笔录，问了半天，

最后定性为“家庭纠纷，成年人主动离家出走”，没法立案。一个老警察拍了拍我的肩膀，

叹了口气：“兄弟，想开点。夫妻嘛，床头吵架床尾和。过几天，她气消了，自己就回来了。

”可她不是赌气。我知道。我回到家，那个我亲手打造的，以为可以庇护我们一生的家，

此刻显得空旷而冰冷。我走进我们的卧室，她的衣柜是开着的，里面的衣服少了一半，

都是些方便活动的便装。那架我送她的钢琴，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她带走了那把廉价的吉他。

梳妆台上，那面我精心雕刻的镜子，映出我失魂落魄的脸。镜子后面的那行字，

“愿你容颜永驻，笑口常开”，像一个巨大的讽刺。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过去的。我只记得，

天黑了，我没有开灯，就那么坐在黑暗里。院子里的葡萄架，在没有月光的夜里，

像一个巨大的黑色牢笼。第二天，我去了岳母家。孙慧芳正在择菜，看到我一个人来，

愣了一下。“佩芸呢？没跟你一起来？”我把信递给她。她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她的手开始发抖，择好的青菜掉了一地。她没有哭，也没有骂我，

只是反复地念叨着：“这傻孩子……这傻孩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要强的女人，

露出如此脆弱无助的神情。我们俩，一个失去了妻子，一个失去了女儿，相对无言，

只有窗外呼啸的风声。从那天起，等待，成了我生活唯一的重心。我守着那个家，

守着那个作坊，哪里也不敢去。我怕我一走，她就回来了。我把手机24小时开机，

铃声调到最大，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是她打来的电话。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月，一年。

我的希望，就像被风吹干的木头，一点点失去了水分和弹性，变得干瘪而脆弱。

4 影碟机里的年佩芸走后的头两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期。作坊的生意，我几乎停了。

每天醒来，我就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架蒙尘的钢琴发呆。我不再碰那些木头，

曾经让我痴迷的刨花和榫卯，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连最爱的人都留不住，

打造一个再坚固的家又有什么用？我的朋友，开饭馆的老赵，看不下去，

三天两头来找我喝酒。他劝我：“建斌，人得往前看。天涯何处无芳草，你还年轻，

不能就这么颓下去。”我只是喝酒，不说话。道理我都懂，但心里的那个窟窿，

不是道理能填上的。和岳母孙慧芳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

我们成了拴在同一根绳上的两个蚂蚱，因为佩芸的离开，被命运捆绑在了一起。起初，

她看我的眼神里，总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怨怼。她大概觉得，是我没照顾好她的女儿。

我理解她。每次去她家，我都低着头，任她数落。“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就看不住自己媳妇？”“她跟你说想出去走走，你就让她去？你心怎么那么大？

”我从不反驳，只是默默地帮她把米缸扛上楼，把坏掉的灯泡换好。我知道，她骂我，

是因为她心里更苦。她只有佩芸这么一个女儿，现在人说没就没了，她把气撒在我身上，

或许能好受一点。大概半年后的一天，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听起来很疲惫。“建斌，

家里的影碟机坏了，你过来看看。”我去了。就是那台“新科”影碟机。我拆开外壳，

发现是激光头老化了，读不了碟。我跑遍了城里的电器修理铺，才找到一个匹配的零件，

给换上了。修好后，岳母从一堆旧碟片里，翻出了那张盗版的《庐山恋》。

她说：“放这个看看。”熟悉的音乐响起，郭凯敏和张瑜出现在屏幕上。岳母搬了张小板凳，

坐在电视机前，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也就陪着她看。电影放完，她才长长地叹了口气。

“佩芸小时候，最喜欢看这个。她说，她以后也要找个像郭凯...哦，像男主角那样的，

老实，对她好。”她说着，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从那天起，一个新的，

不成文的约定在我们之间形成了。每个月的十五号，佩芸的生日，岳母都会给我打电话。

电话内容永远一样：“建斌啊，有空没？过来陪妈看个碟片。”于是，

我就会放下手里的所有事，去她那间昏暗的小屋。我们俩，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一个未老先衰的中年男人，就着一杯凉茶，一遍又一遍地看同一部电影。我们很少交流。

有时候，整部电影放完，我们俩也说不了三句话。但我们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我们在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纪念那个离开的人，来维系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