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雾里的山城：1992—2000一、开篇：雾锁江州一九九二年的重庆，
被江雾裹得严严实实。清晨五点，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水汽漫过朝天门码头，
顺着石阶爬上十八梯的吊脚楼，把青石板路浸得发亮。
江风裹着煤烟、火锅红油、轮渡柴油与市井烟火的味道，在高低错落的街巷里游荡，
像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掀开这座山城尚未苏醒的眼皮。
陈建军是被窗外棒棒军的吆喝声吵醒的。他蜷在十八梯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木板床吱呀作响，墙皮斑驳脱落，露出里面暗红的砖。枕边的旧收音机还在响，
滋滋啦啦的电流声里，混着早间新闻与山城广播的方言腔。窗外，
竹棒戳地的“笃笃”声、扁担压肩的闷响、男人粗粝的喊价声，此起彼伏，
是九十年代重庆最鲜活的晨曲。“挑货咯——朝天门到较场口，
五角钱一趟——”陈建军揉了揉眼睛，坐起身。窗外的雾还没散，
远处的解放碑只露出半截模糊的轮廓，像立在云端的碑。他今年二十二岁，
刚从渝中区一家国营五金厂辞职，揣着攒了三年的八百块钱，打算在这座城里闯一闯。
前一天晚上，他在十八梯的巷口租下这间屋，房东是个姓王的老太婆，
操着一口地道的重庆话，说：“小伙子，十八梯是重庆的肚脐眼，上半城是洋楼百货，
下半城是烟火人家，你住这儿，啥子都看得见。”陈建军信了。他洗漱完，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潮湿的冷风扑面而来。青石板路蜿蜒向上，
两旁是密密麻麻的低矮房屋，屋檐挨屋檐，窗户对窗户，晾衣绳上的衣服在雾里飘着，
像五颜六色的旗。巷口的早点摊已经支了起来，煤炉上的铁锅滋滋冒油，老板是个中年男人，
正煎着油饼，香气混着热气，在雾里散开。“小同志，来个油饼？刚出锅的，热乎！
”陈建军摸了摸口袋，掏出两毛钱，买了一个油饼。油饼酥脆，带着葱花的香，
是他熟悉的味道。他站在巷口，啃着油饼，看着眼前的一切：挑着担子的菜农从江边上来，
箩筐里装满新鲜的青菜萝卜；穿着蓝布工装的工人匆匆走过，
手里捏着馒头；背着书包的孩子蹦蹦跳跳，嘴里哼着刚学会的流行歌；棒棒军们聚在拐角，
抽着廉价香烟，聊着今天的活儿计。这就是九十年代初的重庆，没有高楼林立，
没有车水马龙，只有爬坡上坎的街巷，热气腾腾的生活，以及藏在雾里的、蠢蠢欲动的希望。
陈建军不知道，从他踏出这间出租屋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和这座山城的命运，
紧紧绑在了一起。往后八年，从一九九二到二零零零，
重庆经历了直辖的欢呼、国企改革的阵痛、市场经济的浪潮、城市变迁的沧桑，而他，
也从一个懵懂的青年，变成了扎根山城的男人，在江雾里，在火锅旁，在爬坡上坎的日子里，
活成了重庆的一部分。二、一九九二：五金厂与火锅香陈建军辞职的国营五金厂，
在渝中区的老街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厂里有几百号工人，每天八点上班，五点下班，
敲敲打打，生产螺丝、螺母、铁锁，日子过得按部就班，像一潭死水。他在厂里干了三年，
从学徒做到熟练工，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块，饿不死，也富不了。
车间里的老工人每天聊着家长里短，抽着烟，喝着茶，等着退休。陈建军看着他们，
仿佛看到了自己几十年后的样子——守着一台老旧的机床，熬着重复的日子，
一辈子困在这四方的厂房里。他不甘心。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消息传到重庆，
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江面，激起层层涟漪。城里开始有人下海经商，有人摆地摊，
有人开小店，解放碑的街头，渐渐多了卖服装、卖磁带、卖小百货的个体户。
曾经冷清的街道，慢慢热闹起来，空气中都飘着一股躁动的、向上的气息。陈建军心动了。
他和父母商量，父母坚决反对，说：“国营厂是铁饭碗，你辞了，以后喝西北风去？
”可他铁了心，瞒着父母，递了辞职报告。走出五金厂大门的那天，阳光正好，
他抬头看了看天，觉得空气都自由了。可真正踏入社会，他才知道，日子没那么容易。
没有本钱，没有门路，他只能从小生意做起。
他在朝天门批发市场批了一些廉价的袜子、手帕、钥匙扣，每天背着帆布包，
在十八梯、较场口、解放碑的街头摆摊。清晨去进货，白天摆摊，晚上收摊，累得腰酸背痛，
一天下来，赚的钱还不够吃饭。重庆的夏天，热得像蒸笼。吊脚楼里没有空调，
只有一台破旧的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他躺在木板床上，浑身是汗，
蚊子在耳边嗡嗡叫，有时候累得连饭都不想吃。可他没放弃，
心里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在城里站稳脚跟。摆摊的日子里，他认识了很多人。
有和他一样摆摊的个体户，来自四川各地，背着行囊，在重庆讨生活；有棒棒军，肩扛竹棒，
爬坡上坎，靠力气赚钱，汗流浃背，却笑得憨厚；有开小饭馆的老板，守着一口火锅，
熬着红油，招待着南来北往的客人；还有住在十八梯的老街坊，热情善良，谁家有困难，
都会搭把手。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巷尾开火锅店的李叔。李叔的火锅店，
就在十八梯的下坡处，一间简陋的门面，几张破旧的桌子，一口熬得通红的火锅锅底，
就是全部家当。锅底是李叔自己炒的，牛油、辣椒、花椒、豆瓣，慢火熬制，
香气能飘满整条街。店里没有 fancy 的装修，没有精致的餐具，却每天客满为患。
工人、棒棒军、个体户、学生，都爱来这里吃火锅。五块钱一个人，素菜随便吃，荤菜另点，
热气腾腾的火锅一煮，啤酒一喝，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陈建军每天收摊后，
都会去李叔的店里坐一坐，点一份最便宜的素菜火锅，喝一杯散装啤酒。李叔话不多，
却很实在，看他一个年轻人不容易，有时候会多给他夹几片毛肚、鸭肠。“小伙子，
摆摊辛苦哦？”李叔一边擦桌子，一边问。“还好，能熬。”陈建军笑着说。“重庆这地方，
只要肯吃苦，就饿不死。”李叔说，“以前我也是国营厂的工人，后来厂不行了，
就开了这家店。一开始也难，熬过来就好了。”陈建军点点头，看着锅里翻滚的红油，
听着店里热闹的喧哗声，心里忽然踏实了。这座山城，看似粗糙，
却藏着最温暖的烟火气；看似艰难，却给了每一个努力的人，活下去的希望。
一九九二年的冬天，重庆下了一场少见的小雪。江雾弥漫，雪花飘在青石板路上，瞬间融化。
陈建军的小摊生意渐渐好了起来，他攒了一点钱，不再摆摊，而是在十八梯租了一间小门面，
开了一家小小的五金杂货店，卖螺丝、螺母、工具、小五金，和他以前在厂里做的东西一样，
只是这次，是为自己干。开业那天，李叔送来一盆火锅，老街坊们都来捧场，小小的店里，
挤满了人。大家吃着火锅，喝着酒，聊着天，笑声传遍了整条巷。陈建军站在店里，
看着眼前的一切，眼眶微微发热。他知道，自己在这座城里，终于有了一个小小的落脚点。
江雾依旧笼罩着山城，可他的心里，已经亮起了一盏灯。
三、一九九四：解放碑的洋快餐与城市的风一九九四年，重庆变了。
解放碑不再是那个只有老旧商店的街区，第一家肯德基在解放碑开业，红色的招牌，
明亮的橱窗，吸引了无数重庆人的目光。曾经只在电视里见过的洋快餐，
终于来到了这座山城。开业那天，陈建军挤在人群里，看着长长的队伍，心里满是新奇。
店里的装修干净整洁，服务员穿着统一的制服，笑容甜美，和重庆街头的小饭馆截然不同。
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个汉堡、一包薯条、一杯可乐，坐在靠窗的位置，慢慢吃着。
汉堡的味道很陌生，可乐的气泡在嘴里炸开，薯条酥脆，可他总觉得，
不如李叔的火锅吃得舒坦。可周围的人，都吃得津津有味，孩子们欢呼雀跃，
大人们拿着相机拍照，记录着这新鲜的一刻。陈建军忽然明白，重庆正在变，变得开放，
变得多元，曾经封闭的山城，正在慢慢打开大门，迎接外面的世界。除了肯德基，
解放碑还开了很多新的商店，卖服装的、卖家电的、卖磁带的，琳琅满目。街头的行人，
穿着也时髦起来，喇叭裤、牛仔衣、烫发、高跟鞋，取代了曾经单调的蓝布工装、灰布褂子。
嘉陵摩托、长安汽车，开始出现在街头，虽然不多，却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
陈建军的五金店，生意也越来越好。随着城市的发展，装修的人多了，修东西的人多了，
买五金工具的人也多了。他不再只卖廉价的小五金，开始进一些质量好的工具、建材，
店里的货架慢慢摆满，生意越来越红火。他雇了一个帮手，是从四川农村来的小伙子，
叫小周，踏实肯干，帮他打理店里的生意。他不再住十八梯的出租屋，
在附近买了一套小小的二手房，虽然不大，却属于自己。父母也从老家来到重庆，帮他看店，
一家人终于团聚。日子慢慢好起来，可陈建军却没忘记初心。
他依旧每天去李叔的火锅店吃火锅，依旧和老街坊们打招呼，依旧记得自己摆摊时的艰难。
李叔的火锅店，也变了样子。原来的小门面，扩成了两间，桌子多了，
装修也简单翻新了一下，可锅底的味道，一点没变。李叔说：“不管城市咋变，
火锅的味道不能变，重庆人的根，不能变。”是啊，重庆人的根，在江里，在山里，
在火锅里，在爬坡上坎的坚韧里。一九九四年的夏天，陈建军谈了第一个女朋友，叫林晓，
是附近百货公司的售货员，长得清秀，性格温柔。他们第一次约会，
就在解放碑的肯德基门口，然后一起去朝天门码头散步。傍晚的朝天门，江风习习，
轮渡在江面上缓缓行驶，汽笛声悠扬。夕阳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两岸的吊脚楼亮起灯火，
像星星落在了江边。林晓靠在他的肩头，轻声说：“重庆真美。”陈建军看着眼前的江水，
看着远处的山城，心里满是温柔。他握住林晓的手，说：“以后，我会陪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