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手死死攥着我的手，指甲陷进我肉里。
“抽屉……最里面……蓝花布包……”
她每个字都像从肺里挤出来的，带着嘶嘶的风箱声。我知道那是什么，那个她藏在樟木箱底、每年梅雨季都要拿出来晒却从不打开的破布袋。
“妈，我知道，你别说了。”
“不……”她眼睛瞪得很大，瞳孔已经有些散了，但执拗得可怕，“打开……然后……”
然后她的手就松了。
我站在老屋堂屋里，看着灵床上母亲瘦成一把骨头的身体，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三天，终于还是没掉下来。从北京赶回来这72小时，我没合过眼，盯着她呼吸从急促到缓慢再到停止。堂哥在门口喊：“小晚，道士先生来了！”
我没动。
手里是那个蓝花布包，粗棉布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毛边，打着三四块补丁。最显眼的是右下角那个补丁——碎花布头，是我小学时一条裙子的布料，母亲手巧，把裙子改小给我表妹后，剩下的边角料补在了这里。
“小晚？”堂哥又喊。
“让他们等等。”我说，声音哑得自己都认不出来。
我走到母亲床前，从她枕头下摸出那串钥匙。铜钥匙，一共五把，最大那把开堂屋门，最小那把开她那个宝贝樟木箱。箱子里没什么值钱东西，几件旧衣服，一沓我从小到大的奖状，还有这个布包。
布包很轻。
我捏了捏，感觉不到厚度。难道里面是空的？不可能，母亲临终前那眼神，绝不是交代一个空袋子。
拆开系扣的布绳，里面是一层油纸。油纸里又是一层牛皮纸。最后才是那些纸。
不是钱。
是欠条。
厚厚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纸张颜色从近乎棕褐到微微泛黄，时间跨度写在纸上。最上面一张，字迹已经晕开：
“今借到李秀英人民币贰佰元整200元，用于女儿王小红初中学费，约定三年内归还。借款人：王建国。1988年9月3日。”
我手指抖了一下。
翻下一张。
“借李秀英150元，给父亲抓药。张铁柱。1992年冬月。”
再下一张。
“借300元，娃生病住院急用。刘翠花。1995年7月。”
一张，又一张。
我一张张翻，手抖得越来越厉害。三十七张欠条，时间从1988年到去年秋天，金额从五十元到两千元，理由清一色是“看病”“上学”“应急”。借款人几乎涵盖全村每户——王家庄一共四十二户人家，这里面有三十七户欠条。
母亲的名字反复出现：李秀英。
李秀英借出去的钱。
“小晚，时辰到了——”堂哥推门进来，看到我手里的东西，愣住，“这是啥？”
我没回答，一张张翻着那些发黄的纸。有些是作业本撕下来的格子纸，有些是烟盒拆开的内衬，还有些是正经的借据纸。字迹五花八门，有的歪歪扭扭，有的工工整整，但每一张都有签名，有的还按了红手印。
“我的老天爷……”堂哥凑过来看了一张，倒吸一口凉气，“这、这都是借条？秀英婶子借出去这么多钱？”
我数了数总金额。
三万八千六百五十元。
对现在的我来说，不过是两个月的工资。可对母亲来说呢？她一辈子在村里小学当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从几十块涨到退休前的八百块。父亲走得早，她一个人拉扯我长大，供我读到大学。我记忆里，她永远穿着那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袜子补了又补，买菜要等到集市快散了去买便宜的处理菜。
可她却借出去近四万块。
“这些人……都还了吗？”堂哥问了个我们都心知肚明的问题。
如果还了，欠条不会在这里。
我抬起头，看着灵床上母亲安详的脸。她今年六十七岁，肺心病拖了五年，最后一个月医院催缴费，我打钱回去，她总说“够了够了，别乱花钱”。可这些欠条，这些她明明可以要回来救急的钱，她一个字都没跟我提。
“妈。”我轻轻叫了一声，把欠条小心叠好，放回布袋，再把布袋塞进我随身带的托特包最里层，“你放心。”
道士的法事做了三天。我披麻戴孝，跪在灵前一遍遍磕头。来吊唁的人很多，几乎全村都来了。我一个个回礼，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在那些面孔上停留——王建国，欠200元给女儿交学费的那个，现在他女儿在省城当医生，他坐在轮椅上，儿子推着来的。刘翠花，借300元给孩子看病的那个，她本人前年胃癌走了，她儿子王大壮端着一碗豆腐过来。
每个人都拉着我的手说：“秀英婶子是好人啊。”“小晚，你妈苦了一辈子，你要节哀。”“有什么事跟叔说。”
我点头，鞠躬，说谢谢。
心里那团火却越烧越旺。
第三天下午出殡。按照村里的规矩，长子捧遗像，我没有兄弟姐妹，就自己捧着。黑白照片里，母亲四十出头的样子，穿着那件蓝底白花的的确良衬衫，笑得很淡。那是她当上民办教师第二年，公社给优秀教师拍照留念。
送葬队伍很长，几乎全村人都跟着。唢呐吹得凄凄惨惨，纸钱撒了一路。我走在最前面，眼泪终于掉下来，一滴一滴砸在遗像玻璃上。
快到坟地时，村支书老陈赶过来，压低声音说：“小晚，有件事得跟你说一下。”
“您说。”
“你妈那房子，是村里的宅基地，按理说……”他搓着手，表情为难，“你不是村里户口，这房子村里可能要收回。当然，不着急，你先处理完后事。”
我看着他。老陈，欠条里也有他的名字：1998年，借500元，儿子上大学路费。
“陈书记，这事我们回头说。”我说，声音很平静。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这么冷静：“哎，好，好，不急。”
下葬，填土，立碑。一切结束已经是傍晚。我最后一个离开坟地，走回老屋时，天已经黑透了。
老屋里还留着灵堂的痕迹，白烛烧尽了，香炉里积着灰。我打开灯，从包里拿出那个蓝花布袋，把三十七张欠条摊在母亲常坐的那把旧藤椅上。
一张张看。
有些名字我记得，有些不记得。有些借款理由写得详细：“娃考上了县一中，差三百块学费，秀英姐救命钱。”有些就一句话：“急用，借一百元。”
最多的一张是两千元，去年秋天的。借款人：赵金宝。事由：手术押金。
赵金宝我知道，村里有名的“混子”，四十多岁没个正经工作，老婆跟人跑了，留下个十来岁的儿子。母亲怎么会借给他两千块？还写在欠条上？
我正想着，门外传来脚步声。
“小晚姐？”一个怯生生的声音。
我抬头，是赵金宝的儿子，赵小磊。孩子瘦瘦小小的，端着一个不锈钢碗，里面是几个馒头和一碗炒白菜。
“我爸让我送来的，说你这几天没做饭。”孩子把碗放在桌上，眼睛却盯着藤椅上的欠条，突然“啊”了一声。
“怎么了？”
“这、这是我爸写的字。”赵小磊指着那张两千元的欠条，小脸发白，“我爸去年住院，是秀英奶奶垫的钱……我爸说，等他好了打工还……可、可他腿坏了，干不了重活……”
孩子说着就要哭。
我收起欠条，摸摸他的头：“没事，姐姐知道。馒头我收下了，谢谢你。”
送走孩子，我坐在母亲常坐的位置，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墙上贴满我的奖状，从“三好学生”到“数学竞赛一等奖”，最显眼的位置是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母亲用相框裱起来的。
她说：“我闺女是村里第一个北大的。”
可她没告诉我，这些奖状背后，是三十七张欠条，是近四万块钱，是她一分一分省下来、却毫不犹豫拿给别人的积蓄。
手机响了。是我在北京的上司，林总监。
“苏晚，你母亲的后事处理得怎么样了？”林总监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干练，“节哀顺变。不过下周一公司有重要项目会，客户从美国飞过来，你这个项目负责人必须到场。”
“林总，我想再请三天假。”
“三天？小晚，我知道你难过，但这个项目跟了半年，你是核心。这样，最多再给你两天，周日晚你必须回北京，周一早上九点，我要在会议室看到你。”
“……好。”
挂了电话，我靠着藤椅，闭上眼睛。
脑子里闪过无数画面：母亲在灯下批改作业，我在旁边写作业，她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母亲冒雨去家访，回来衣服湿透，却高兴地说“那孩子答应明天来上学了”；我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哭得像个孩子，然后翻箱倒柜凑学费……
她从没说过难。
从没。
我睁开眼睛，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新建一个文档，标题：《寻访清单》。
然后把三十七张欠条，按时间顺序，一张张录入：
王建国，借200元，1988年9月3日，事由：女儿王小红初中学费。
张铁柱，借150元，1992年冬月，事由：父亲抓药。
刘翠花，借300元，1995年7月，事由：孩子住院。
……
录到最后一张，赵金宝，2000元，去年秋天。
我保存文档，然后打开购票软件。北京到老家的高铁票，周日晚上最后一班。我还有四天时间。
四天，三十七张欠条，三十七户人家。
我要知道，母亲李秀英，这个在村里当了一辈子老师、自己袜子补了又补的女人，到底救了多少人，又被多少人遗忘。
门外又传来脚步声，这次是几个人的。
“小晚在家吗？”是村支书老陈的声音，还带着几个人。
我把欠条迅速收进布包，塞回托特包，然后去开门。
门口站着老陈，还有村里几个老人。他们手里拿着账本一样的东西。
“小晚，我们核算了一下丧事的费用，乡亲们凑的份子钱还剩一些，你看这个账……”老陈说着，眼睛往屋里瞟。
我突然明白了。
他们是来谈房子的。
就在母亲下葬的当天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