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记住表姨的模样，是在一面贴满报纸的墙上。那年我七岁，腊月里，风刮得像刀子，
把村里仅有的几点绿意都刮成了土黄色。娘说：“去后头屋帮你表姨糊墙去，她一个人，
带着个奶娃娃，不容易。”表姨住在婆家最后头那间房。说是房，不如说是个披厦，土坯墙，
麦秸顶，低矮得像个趴在地上的老人。屋里冷得哈气成霜，
唯一的暖意来自墙角那个泥砌的小炉子，炉火奄奄一息，上面坐着个黑乎乎的铝壶，
壶嘴有气无力地冒着点白汽。表姨就坐在炉边的小板凳上，怀里抱着裹成粽子似的女儿小妮。
她看见我们几个孩子进来，眼睛倏地亮了，那亮光在昏暗的屋里像火星子一样，溅了一下。
“快来，炕上坐，冷吧？”她声音有点哑，脸上却堆着笑，
是那种很用力、想把所有阴郁都挤开的笑。她比画着地上几个破麻袋：“报纸都在这儿了，
面糊在灶上温着。你们手脚利索，帮姨把这四面墙，还有顶棚，都糊上。糊上了，
这屋子就亮堂了，也暖和。”我们应着，卷起袖子开始干活。报纸是旧的，
不知从哪儿搜罗来的，有《参考消息》，有地方小报，日期模糊不清。
我们用刷子蘸了稀溜溜的面糊，往墙上刷，再把报纸一张张贴上去。动作笨拙，
贴得歪歪扭扭，浆糊淌下来，像一道道白色的泪痕。表姨一边轻轻摇晃着怀里的小妮，
一边看着我们，看着那些逐渐覆盖了斑驳土墙的铅字。“这张，
”她忽然指着我刚贴上的一张，“这上面有幅画，是城里的楼房，真高啊。
”她的目光凝在那模糊的印刷图片上，声音飘忽，“你表姨夫……以前说，等挣了钱，
也带我去看看高楼。”屋里只有小妮细微的咿呀声，和我们刷浆糊的“唰唰”声。没人接话。
我们都知道表姨夫在哪里。他不在远方的高楼里，他在县城的监狱里，
因为偷了镇上供销社的铜线。这事在村里不是秘密，是表姨身上一块揭不掉的疤，
也是婆家人嫌弃她的理由之一——过门三年，只生了个丫头片子；男人不但没出息，
还成了贼，进了局子。她就像个不祥的符号，被安置在这最后的角落里。
“这张报纸字儿真密，”另一个孩子嚷道，“密密麻麻，看得人眼晕。”表姨笑了笑，
那笑容有点空：“你表姨我啊，就认得几个大字。初中没念完，家里说，女娃子，
认识点字就行了，早晚是别人家的人。”她顿了顿，
目光扫过那些她大概一半都不认识的方块字，“现在觉得，字认得少，心里头就空，墙似的，
黑乎乎的，透不过风。”我们干得更起劲了，仿佛多贴上一张报纸，
就能多堵住一点她心里透风的窟窿。顶棚最难糊，踩着凳子，仰着头，脖子酸，
浆糊还直往脖领子里掉。报纸贴上去，遮住了黝黑的椽子，
和椽子上垂下来的、沾着灰尘的蛛网。屋子一点点被新闻、社论、广告覆盖，
变得奇怪而拥挤。各种字体，各种标题，讲述着遥远世界的大事小情，
与这寒窑里的凄清毫不相干。不知是谁贴了一张带有大幅剧照的报纸，
上面是穿着戏装、水袖飞扬的演员。表姨盯着看了好久，忽然低声哼唱起来，
是咿咿呀呀的调子，不成词句，却婉转凄凉。哼着哼着，她的声音哽住了。我们停下动作，
回头看她。她低着头，脸几乎埋进小妮的襁褓里，肩膀开始轻轻地耸动。起初是无声的，
只有压抑的抽气声，后来那声音再也关不住，变成破碎的呜咽，从喉咙深处挤出来，
混着炉子上水壶单调的“嘶嘶”声，在贴满报纸的、忽然显得无比怪异的房间里回荡。
她哭得浑身发抖，那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散架，可抱着孩子的手臂却箍得紧紧的。
我们吓坏了，手足无措地站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满脸泪痕，眼睛红肿，
可嘴角却又努力向上弯，想扯出一个笑容来。那表情比单纯的哭泣更让人难受，
像一张被揉皱又试图展平的纸，满是折痕。“没事，没事，”她用手背胡乱抹着脸，
泪水和也许早就存在的灰尘混在一起，“姨是高兴的，这屋子一糊上，
真亮堂了……真亮堂了。”她又重复了一遍，不知是说给我们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那年冬天之后，我去镇上读中学，住校，回家的次数少了。关于表姨的消息，
像风里的蒲公英，断断续续飘来。先是听说，婆家待不下去了，
指望着一个带女孩的“犯人家属”养活终究是没影的事。公公婆婆和那未成家的小叔子，
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指桑骂槐的话也越来越难听。终于，在一个秋收后农闲的时节，
他们几乎是逼迫着她，让她带着小妮出去“找活路”。“家里没多余的口粮了，
你也得为小妮想想，总不能娘俩饿死在这里。”婆婆的话，据传话的人说，
冷得像井沿上的冰。表姨没哭没闹，出奇地平静。
她只是把女儿的小衣服一件件洗净、晾干、叠好，
把所剩无几的零碎东西归置进一个蓝布包袱。走的那天，天还没亮透，灰蓝色的，
像块没洗净的旧布。她抱着两岁多的小妮，背着小包袱，
等在村口那条被无数车辙压得坑洼不平的土路上。小妮还在睡，脑袋歪在她肩头。
她站得笔直，望着汽车来的方向，眼神空茫，又仿佛凝着全部的重量。有人早起挑水路过，
她微微侧过身，算是打了招呼，脸上没什么表情。晨风吹起她额前枯黄的碎发，
也吹得路旁干透的玉米秸秆哗哗作响，像是在替谁叹息。车来了，
那辆永远脏兮兮、喘着粗气的中巴。她一手抱紧孩子，一手费力地把包袱甩上车，
然后一脚深一脚浅地踩上踏板。车门“哐当”一声在她身后关上，
隔绝了外面清冷的空气和目送者的目光。车子喷出一股浓黑的尾气，摇摇晃晃地开走了，
驶向那条通往县城、继而通往更广大未知世界的公路。据说，车子拐过山梁时，
有人看见她坐在靠窗的位置，脸贴着冰冷的玻璃，一动不动。外面的世界，
起初是坚硬而冰冷的。她在信里很少提及，但偶尔从她托人捎回的只言片语，
或同乡模糊的转述中，可以拼凑出一些画面：南方的冬天，阴冷入骨，
出租屋的墙壁沁着水珠，被子永远潮乎乎的。小妮生了冻疮，小手肿得像馒头，
夜里痒得哭醒。她在服装摊上看守，一站十几个小时，腿肿得按下去就是一个坑。为了省钱，
母女俩常常就着白开水啃冷馒头。最难受的是孤独，
那种举目无亲、连说话都要小心翼翼掂量口音的孤独，像一层湿衣服贴在身上，脱不掉，
暖不干。转折发生在一个闷热的夏夜。服装摊所在的夜市，一个喝醉的男人摇摇晃晃走过来，
抓起一件裙子就走。表姨追上去讨要，被那人一把推倒在地，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
周围有人看热闹，却没人上前。她坐在地上，手掌擦破了皮，火辣辣地疼。小妮吓得大哭。
那一刻，绝望像潮水般涌来，几乎将她淹没。就在她几乎要放弃，打算认命的时候，
夜市尽头大排档的老板娘，一个同样从外乡来、嗓门洪亮的中年女人，拎着炒勺就冲了过来，
指着那醉汉的鼻子破口大骂，硬是把裙子夺了回来，还逼着对方道了歉。那天晚上收摊后，
老板娘叫住了她，塞给她两个热乎乎的茶叶蛋，粗声粗气地说：“妹子，一个人带着娃，
软了不行。该硬气的时候就得硬气，该找人帮衬的时候也别死扛。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坏。
”表姨捏着温热的鸡蛋，眼泪终于决堤，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那一点猝不及防的暖意。
她开始变了。不是一夜之间，而是像河滩上的石头，被生活的水流一点点磨去最初的棱角，
又磨出新的、用于生存的形状。她学会了跟摊主们打交道，
交换一些便宜的边角料给孩子做衣服；学会了在市场收摊时，
捡拾一些品相稍差但还能吃的菜叶水果；也学会了在那些油腻腻的大排档里，跟男人们周旋，
接过他们递来的、或许带有某种目的的烟和酒，用玩笑和嗔怪筑起一道若有若无的防线，
换得一些零活，或是一点点额外的关照。她的笑声渐渐多了，嗓门也大了些，
眼神里那层怯生生的雾霭褪去，
换上了更直接、也更复杂的东西——一种混合着精明、疲惫和不得不为之的韧劲。这些变化，
经过口口相传和层层想象，回到村里时，早已变了模样。在乡亲们的描绘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