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续办完了，签个字就能走。”
我把笔推过去。桌对面的男人四十多岁，脸黑，手糙，穿着件蓝工装。他盯着那张纸，不动。
“林建国，”我说，“你养了我十八年，我不欠你的。签了字，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
林建国抬起头，眼睛红。不是哭的那种红，是熬了三天夜的红。
“你妈……”
“她不是我妈。”我打断他，“DNA报告在这儿，白纸黑字。你们儿子在医院躺着呢，白血病，等着换骨髓。赶紧去找你们亲生的，别在我这儿耗着。”
他把笔拿起来，又放下。
“小辉，”他说，声音哑，“家里还有你半缸咸菜，你妈……你张姨腌的，你爱就着粥喝。”
我没说话。
他最后还是签了。字写得歪，手抖。
我把那张纸抽过来，对折，塞进兜里。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腿刮地板，声音刺耳。
走到门口，他叫住我。
“要是……要是那边对你不好，你就回来。房间还给你留着。”
我拉开门，没回头。
“不用了。那个房间，该还给你们亲儿子了。”
走廊里的灯坏了，一闪一闪的。我下楼梯，一步两阶。
出了楼门，冷风刮过来。我把夹克拉链拉到顶，手插兜里。那张纸在兜里，硬邦邦的。
手机响了。我看了一眼，陌生号码。接了。
“林辉先生吗？这里是市中心医院。您是林建国家的家属吧？”
“曾经是。”
“是这样的，林天赐患者的病情比较危急，需要尽快进行骨髓移植。如果您方便的话……”
“不方便。”
我挂了电话。
走到公交站，车刚好来。投币，往后走，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车开起来，街边的店一家家往后倒。
手机又震。这次是短信。
“小辉，我是张姨。天赐的病等不了了，算阿姨求你了。”
我删了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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